日期：1957-7-15 作者：殷平整理
殷平整理最近，武汉市人民以激愤的心情揭发了右派分子马哲民的种种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根据揭发的材料看来，马是一个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政治野心家，是武汉地区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首脑之一。
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以来，马就猖狂地进行各种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马是民主同盟湖北省兼武汉市主任委员，湖北省盟组织在他的操纵下，一度成了他向党进攻的有力工具。马在向民盟省、市委干部布置帮助党整风的任务时，一再地说：“党的领导干部在整风中顾虑很大，表现不诚恳，不能领导。盟要采取主动，必须上下压，内外挤。如果处处征求党的同意，那就搞不成，要拿出我们的主见来，党同意要搞，不同意也要搞。”马并再三强调民盟组织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企图夺取党在整风运动的领导权。为了煽动群众向党进攻，马把民盟省、市委干部一批一批派到基层单位，处处点火。他提出的“鸣”、“放”方针是：号召大家“吐苦水，发牢骚”。在他的指示下，干部下去专找“三反”、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被斗过的人或对党有不满情绪的人谈话和开座谈会，动员他们“吐苦水”。
在武汉地区的所有高等学校里，都曾经有过马的亲信、密使去传授过指示，或召开过没有中共党委、行政和党盟交叉的盟员参加的座谈会。在马的影响下，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出现了“民主党派联合工作委员会”，号召“全院师、生、员、工在整风中来与这个委员会联系，”并主办“民主报”进行造谣、煽动的活动，引起院内思想混乱。在武汉大学也曾经发表了所谓“民主党派的联合宣言”。在一些情况正常的学校里，马却表示很不满意，派干部去传播有些学校闹事的经验，要他们赶上去，大胆放，带头鸣，吐苦水。
作为马在高等学校活动的根据地——中南财经学院，他的阴谋活动更加频繁。马是这个学院的院长，平日学生很难见到他。党开始整风时，他却以一付俨然是学生利益的唯一代表者出现了，每天到处参加学生的大、小会议，接见学生代表，对学生的任何要求，都表示“十分同情”、“完全支持”，并不断地挑起学生对党的不满。他对学生说：“我十分同情青年人的苦处，考大学没有个人志愿，毕业分配工作任凭摆布，学的是一套教条，与工作需要相差万里，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你们要求是合理的，要坚持斗争。”为了支持学生的要求，马擅自批准七十多个学生转院。他还对学生说：提意见“片面不要紧”。“示威、游行、大字报都可以。”在他的支持下，学生组成了一个代表团，闹到了北京高教部。在开展整风运动中，少数学生错误地提出要停课和停止考试，马都以院长名义表示支持，甚至鼓动学生集体请假，造成学校的混乱局面。
在中共武汉市委布置暂不开展整风运动的单位，马也按照他的意图，派干部下去举行盟、群座谈会，进行煽动活动。
马的另一阴谋活动就是尽量夸大党的缺点，捏造事实，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马指示干部搜集“苦水”材料，不惜歪曲事实地将这些材料编成“盟讯”，并指示将这些满纸“苦水”、“愤怒”的盟讯分发到各个基层单位和全国各地的盟组织，传播不良的影响。
为了争取群众，作为他向党进攻的政治资本，他更不惜制造矛盾，尽量挑拨工人、农民、学生和党的关系。马曾公开地说工人、农民、学生和党的矛盾已超过高级知识分子与党的矛盾。他暗地里对工人说：“这样低的工资怎么维持生活呢？”他还要省盟干部到各县去搜集农民对党的意见，指示干部要注意青年学生活动，因为“学生、工人起来，力量就大得很”。
马惯弄两面派手法，来迷惑群众视听。他在进行各种阴谋活动同时，却装出一付诚心诚意帮助党整风的恣态，口口声声是抱着“以望之深，爱之切，责之严的态度来批评党的工作”。他在中共省、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尽力把话说得四平八稳，委婉动听。但是他在大、小会上仍然透露了许多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他说：“共产党员不知爱人，只知恨人”，又说“共产党把人当奴隶”，“老干部是坚持三大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熟读四子书(抓辫子、扣帽子、摆架子、要面子)。”他分析：“党内思想有两种情况，老党员多是经验主义，新党员则是教条主义，两者结合就是主观主义。党内水平低，不能应付解放后复杂局面。”他还污蔑党内是“一团糟”的，“共产党员是法西斯作风”，是“木头人，没有脑筋”，“共产党的两面性更其严重”。“人事处是阎王殿，鬼门关”。并且说：“过去有共产党员退党，责任不在党员，而是与党内一团糟有关”。同时还危言耸听地说：“连工人、农民都对党不满，党的地位是很危险的”。因此，他坚决地要求取消高等学校党委制，要把党赶出学校。
马的一切阴谋活动都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纲领的。这个纲领的基本思想是反对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制度，企图以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他是采取修正主义的立场，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巧妙地进行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阴谋活动的。
马首先在理论上是尽量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论调。他公开宣传：“今后人民内部的差别是同一前进目标下的进步快慢之分，没有多大差别了。”他要求党“不能以阶级观念老放在脑子里不变”。在他看来，“工人阶级的特殊性、党员的特殊性不要再强调了。”
马对现在的政协工作很不满意，要建议“将政协改为上议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改为下议院，才能发挥监督作用”。
解放以后，他就曾到北京进行活动，企图谋得一个较高的职位，结果没有得逞。立即回到武汉，夺取民盟武汉组织的领导职位。民盟武汉支部成立后，他即开始利用职权，到处演讲，宣传中国阶级成分是两头小、中间大，即小资产阶级比重大。说什么民盟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因此要壮大起来，把小资产阶级领导起来。同时他还创办了“光明报”作为宣传阵地。这个刊物停刊后，马一度表现得很消极，经常叹息：“民盟的极盛时代是旧政协时代，解放以后，民盟是小媳妇，天天谈改造，改造得抬不起头来”。当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马认为是“起死回生”了。马到处作报告，宣称民盟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渡船”。强调要“独立作战，克服对党的依赖性”。马还错误地把民盟工作划为民盟发展三阶段：解放前主要是反蒋，解放后主要是思想改造，现在主要是互相监督，再不谈思想改造了。因此马确定盟的组织路线：民盟要与共产党共存，必须要有(148)斗争，必须壮大组织。于是，马开始大量招兵买马，“遍地开花”。马反对党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盟员入党也被认为是错误的。按照他的想法，只有建立知识分子大政党，才能与共产党争领导权。
为了夺取领导权，马哲民企图首先赶走高等学校党委，取消学校党委制。在整风运动中，他指示把“中央盟讯”上不可靠的材料编成简报，散发到各个高等学校，煽动高等学校教师要求取消党委制。他还专门举行讨论党委制问题的会议。在会上，他要他的亲信陆鸣秋传达他的意图，说：党委制可以取消了，只是下面有些顽固党员不肯。我们的任务是要说服这些顽固分子。在这个会上，他就极力说服那些不赞成取消党委制的人，来达到夺取高等学校领导权的目的。
马的资产阶级立场是很顽固的，对党的各项工作一直抱着敌视的态度。
1949年，武汉解放了，全市人民无不欢欣鼓舞，而他却在叹息：“蒋介石不好好搞，不争气。”
他也曾以高级知识分子身份参加过土地改革。这一场阶级斗争对他来说是没有教育意义的。他对土改的唯一印象是：“地主被农民斗争得实在太可怜了”。
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在他看来，都是糟得很的。他说，三反、五反冤枉死了一些人，甚至污蔑“党在这一斗争中发了一笔大财，资本家搞得差不多了”。他认为，思想改造的“手段太残酷，使知识分子抬不起头来”。谈到“改造”。他总是特别反感，认为知识分子是不需要改造了。
更恶毒的是，他污蔑共产党的肃反运动是杀人的逻辑。他说，“党在肃反中把发牢骚的人，认为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这是一种杀人的逻辑。”为了证实他的看法，他造谣说：他每次过江，都看见有人跳江自杀。他还说，胡风的问题，也仍然是值得研究的。
美国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时，他却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说：“民盟取得了政治新生命”。正义的抗美援朝斗争开始后，他又说：“美国武器好，中国是拿人去拼，不知要死多少人。”就在前不久，他还向盟内干部鼓吹：美国有导弹，万一发生战争，共产党还会不跑吗？党员不退党吗？可是，最近台湾发生暴动后，有人要他讲讲话，他却表示不感兴趣。在这里，他有着见不得人的打算：国民党台湾存在，还可以要挟共产党，民盟可以在两者矛盾中求生存。
党在高等学校实行教学改革，他也认为是百分之百的教条主义，根本没有成绩。而且，他还专门写一小册子，诬蔑党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党内水平低，都是教条主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也全是教条，都用不着学习。
对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他也是看不顺眼的。接待苏联外宾，他说“做得肉麻，与国民党没有什么不同”。他力图以苏联对中国没有帮助，来挑拨中苏关系。他说，“苏联对中国贷款要利息，还能说是帮助吗？”去年，他作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宝成铁路修建情况回来，只字不提建设成就，只说“错误很多，损失很大，主要问题是因为采纳了苏联专家的建议”。
马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的。他的丑恶历史证实了他并不是一个所谓追随党三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
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曾担任过伪县长。他从小过着公子少爷生活，中学毕业后，在日本鬼混了两年。1921年回国后，经进步朋友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加入共产党。1926年，北伐军胜利到达武汉，革命人士如同潮水一般涌到武汉，马通过党组织和章伯钧发生了关系。当时，章伯钧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组织科长，总揽军队政治工作的人事大权。章伯钧便把他派在第十五军政治部当秘书。1927年，汪精卫、陈公博等背叛革命，国共分裂，革命遭受失败。当时，一般革命干部和党、团员都接受党的命令，参加叶挺、贺龙两同志领导的南征军，而他却不愿服从党所分配的任务，偷偷地跑到上海另找出路。从此马就开始脱离了党，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
当时，汪、陈正在上海组织国民党“改组派”，创办大陆大学。宣布要“左手打倒共产党，右手打倒蒋介石”，而自称追随共产党多年的马哲民，竟摇身一变，参加汪、陈的反动队伍，为改组派宣传反动主张，成为改组派的台柱，陈公博的幕后策动者之一。同时他还和改组派小卒张笃伦搞些鬼鬼祟祟的勾当。
改组派垮台后，正好他的老上司章伯钧随着邓演达来到上海，筹组第三党，于是马又成了章的左右手。不久，邓演达惨遭屠杀，章伯钧逃亡海外，马也就消声匿迹了。
抗日战争期间，马由友人介绍在朝阳学院担任教授。当时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民主运动日益开展。马又开始以“民主教授”自居，在口头上拥护新民主主义，主张抗战到底，骗取了一部分群众支持。实际上马主张另搞一套，尽力阻止进步教授、学生前往延安参加革命。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法西斯统治日益厉害，民主运动也日益高涨，这时，马又以进步的面貌出现在重庆，担任民主人士办的社会大学讲授工作，参加了民主同盟。不久，马因参加民主运动被捕，马上摇尾乞怜于伪重庆市市长张笃伦，并写信声明脱离民盟组织，这封信曾被发表在当时的大公报上。
当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时，有人劝他到解放区去，他坚持不去，因为“现在去延安，也不会给予我高位”。又有人劝他到香港避难，他也不去。他出狱后，就跑去依附于张笃伦，闭门不出。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笃伦担任伪湖北省主席时，把马接回武汉，居住在设有美国新闻处的楼上，并被介绍到湖北农学院担任教授。当时一般进步民主人士都逃于香港，不敢在武汉停留，而马却能大摇大摆出入于美、蒋特务中间。
解放以后，尽管党和人民政权对他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先后让他担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市政协委员、市人民代表和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后又提升为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选为全国人民代表。但他仍然牢骚满腹，时时窥视机会，妄图推翻党的领导，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当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马还污蔑人民日报社论“有教条主义的残余”，并且为章伯钧、章乃器和储安平等辩护，认为章乃器只“是落后了一些，反对章的人也不一定是进步的”。他还认为，“不能说章伯钧、储安平等是立场问题，只是观点上的错误”。而且说“在民盟组织内，不同思想是可以存在的”。盟内干部要求开会展开反右派斗争，马极力反对，认为这是“一窝蜂的搞法”。
当他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被群众识破，向他进行批判时，他即叫嚣：“这是共产党在整风中不得下台了，要整他一下，才能收场。”在前往北京出席人民代表大会前夕，他又嘱咐盟市委秘书长项粹安：“现在不要搞了，不要鼓励盟员向党提意见，我们负不了政治上的责任。现在只要他们提提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说话要说一半留一半。”
到北京以后，马写信给民盟负责干部时仍强调前一段“鸣”、“放”是起了不少作用的，并指示他们今后在盟内重大问题应谨慎小心，不要盲目。反又写信给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除了重申盟内知识分子复杂，处理要慎重的一点外，还表示正在进行检查是有心，还是无心？并要求今后作一个无党派人士。在章伯钧指出马是“章罗反党联盟”的湖北据点负责人以后，他仍然企图顽抗到底，不作交代。
来源： 1957年7月1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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